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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不要鸟瞰要“人看”

2016年02月22日

  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这个命题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

 

  随着城镇化率跨越50%的历史性门槛,我国进入了以城市人口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在今后的城市发展中,如何治愈困扰人们的种种“城市病”?如何建设更宜居、宜业的城市?智慧城市如何更为智慧?为此,《记者》专访了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吴志强。
  
  城市规划不是让大家坐在一旁欣赏的
 
  记者:在很多人眼里,城市规划就是盖很多房子、造很多马路。在您心目中,又是如何定义城市规划的?
 
  吴志强:我从小是在上海南京路附近长大的,1978年参加高考填写大学志愿的时候,我的志向是要把南京路建造得更漂亮,于是我选择了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当初的这个想法和大多数人是一样的。
 
  进了大学以后,我渐渐发现城市规划不是简单地盖很多房子、造很多马路。学校里的老教授对我们说,城市规划师就像一个指挥,你指挥的时候下面有小提琴、大提琴,有管弦乐等等,你要让不同的部门紧密协同,才能奏出最美妙的乐曲。我发现,城市规划确实要和很多的专业部门打交道,包括给排水、建筑、交通、绿化等不同部门,你才能设计出自己的作品来。
 
  记者:把城市规划师比喻成指挥,挺形象的。
 
  吴志强:但很快我又感到,城市规划远远不止这些。后来我去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学习时,发现他们和我们学习的内容很不一样,他们不学习给水、排水、电力、交通、绿化、建筑这些知识,而是学习大量的社会学知识。
 
  城市规划要了解老百姓心里想什么。因为城市规划不是你的作品,不是让大家坐在一旁欣赏的,而是老百姓要生活在其中的,是老百姓每天要用到的。城市规划完成之后,要让住在其中的人感到满意。
  记者:社会学让城市规划具备了一种人性的温度。
 
  吴志强: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社会学并不能解决城市规划的一切问题。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城市规划被另一种东西所控制,是什么呢?是全球的资本。你想想看,为什么会出现“千城一面”的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全球资本被一些大财团所控制,导致城市的形态趋于统一。比如,三菱汽车的4S店,全球都是一样的;麦当劳的店铺,也都是全球一样的。决定一个城市“穿”什么样的衣服,除了它的修养以外,还取决于它的经济能力。
 
  当然,还不止这些。现在,我们每个人最关心的城市问题是空气污染,是PM2.5,但城市规划的教科书里并没有PM2.5的知识。如果一个城市规划师不学习这些知识,他又怎么去帮助人们解决PM2.5的问题呢?所以说,城市规划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又是一门发展非常迅速的学科。
 
  记者:那么,到底什么是城市规划?
  吴志强:我认为,归根到底,是用最少的资源,创造一个让老百姓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是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幸福。尽管城市规划的定义在不断演变,但不变的是人的需求,是人对城市的美好梦想。
 
  从一个城市移植一座建筑到另一个城市,就像移植猴子的耳朵到猪身上一样荒唐
 
  记者: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关键词是“城市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看,“城市病”有哪些?
 
  吴志强:举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位国外的建筑师在中国一座新城的中心地段,挖了一个5平方公里大小的人工湖。这个湖如果只有50平方米那么大,那是合理的,湖在中间,人可以围着湖活动。但这个湖一旦被放大到5平方公里,就意味着城市里所有的交通路线都要围着湖运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城市的交通脉络会被巨大的湖所割断,无法畅通。
 
  再比如,有的城市道路规划得太宽,把路网搞得太大,两条道路之间小路通不进去,很多小路都被阻断了,反而更容易造成交通拥堵。这就像只有大的动脉,缺乏毛细血管,道路也是无法通畅的。
 
  记者:这些“城市病”的根源是什么?
 
  吴志强:1978年,我国的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8%,今天,我国的城市人口为总人口的55%。我们用了短短38年的时间实现了如此高的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们再来说说“城市病”的根源。
 
  首先,人们对城市发展的规律不了解。因为今天的城里人,可能爷爷奶奶辈甚至父母辈都是在农村生活的,都是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久。我们都以为城市是我们造的,而没有把城市当成一个有自身发展规律的事物。因为不知道城市自身是有规律的,所以造成人们在城市里随意建造,随意破坏,今天建,明天拆,以为它是一个随便你摆弄的东西。又因为你不认为它是有生命的东西,所以你就会不尊重它,缺乏敬畏感。
 
  其次,城市规划师常常不受尊重。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一位领导在哪里见到一个很漂亮的建筑,就要求规划师依样画葫芦造一个,他以为这是可以随便“移植”的。事实上,城市是人类建造的最大的智能生命体,从一个城市移植一座建筑到另一个城市,就像移植猴子的耳朵到猪身上一样荒唐。这样的情况发生多了,不少规划师就开始灰心丧气,失去信心,最终把自己沦为被动的绘图员,领导或开发商说什么,他就设计什么。
 
  这就是城市规划所面临的中国式难题,也是我们所遭遇的巨大挑战。
 
  城市发展不能无限制地“摊大饼”
 
  记者: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在“中国十佳宜居城市”的评选中,北京、上海、广州从未进入过前十名,却又吸引了那么多人蜂拥而至。
 
  吴志强:北京、上海、广州都是宜业大于宜居的城市。所谓宜业,就是适宜创业,适宜发展自己的事业;宜居则是适宜生活。
 
  对一个城市来说,宜居当然是有底限的,比如空气质量不能太差、交通方便等等。然而,如果一个城市做不到宜业的话,从长远来说它一定是不可持续的。人们为什么离开故土,蜂拥来到大城市?因为他们怀揣梦想而来。没有梦想就没有城市。这个梦想首先是创业,如果他们的价值观中最大的梦想是宜居,那么他们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而如果他们把宜业看得比宜居重要,那他们会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近两千年以来,世界上的城市人口从占全球人口的5%增加到55%,就是因为那么多人认为宜业比宜居更加重要。
 
  记者:为什么深圳也是大城市,却曾经荣登“中国十佳宜居城市”之首?
 
  吴志强:在全世界城市的发展中,深圳是一个特例。深圳不是一个自发的城市,而是选定了这个点以后,中国一大批优秀的城市规划师在那里从头开始建造起来的。
 
  深圳其实是一个沿海组团式分布的城市,它是由一些小城市群落组成的大城市。一个组、一个团就相当于一个小城市,每一个都规模不大,但小城市之间的绿地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被规划成公园、绿地或农田。经过这样的周密规划,深圳一开始就是多中心的,每一个中心就是一个小城市,所以整个深圳不是连成一片的,这样就造成了人工和自然、城市和自然、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定的配比关系。这也就是所谓的花园城市。
 
  而北京、上海、广州这些自发形成的大城市,都是由一个大的中心点向四周不断蔓延,像一个圆的大饼那样扩张。在这个过程中,绿地被不断蚕食,缺少了绿地的城市和自然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的生活品质也随之下降。所以,现代城市规划的第一原则,就是城市不能单中心地无限扩张,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中间由花园、农村或农地过渡,再建第二个中心城市。一句话,城市发展不能无限制地“摊大饼”。
 
  我更喜欢用“城市复兴”这个词,复兴是有人的生命力在里面的
 
  记者:与世界很多大城市一样,当下的上海也面临着旧城老化、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的困扰,城市更新显得势在必行。
 
  吴志强:我更喜欢用“城市复兴”这个词。因为复兴强调的是人,是有活力的,是主动的,有人的生命力在里面。
 
  记者:说到旧城改造的成功案例,很多人会提起新天地、田子坊。除了这些,您认为还有哪些成功的模式?
 
  吴志强:我认为,除了新天地、田子坊,在上海世博会期间大量的老厂房改建也是很成功的旧城改造模式。比如,昔日的南市发电厂被改造为世博会主题馆,世博会后又被改造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个老厂房改建改造项目的主要特色是低碳生态发展和工业遗产利用。如今,一些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外国友城机构、设计创意企业都已经陆续进驻那里。
 
  另一方面,目前一些由老厂房改建的创意园区普遍存在问题。这些创意园区的外观形态往往很时尚,但其中的业态却是死气沉沉。创意产业中心应该是一种由创新力的爆发带动起来的园区,而不是仅仅把旧厂房改建成一个时尚的地方,吸引人们来参观、吃饭,这样的地方是没有生命力的。只注重外形,改建房子,这是更新;而复兴一个老厂房,则要关注其中人的活动,关注人的创新力的爆发,关注产业的生命力。
  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市中心的商业综合体普遍出现了衰退。城市复兴怎样适应这种新的变化呢?
 
  吴志强:现在网络商务越来越发达,城市商业空间发展日益受到挑战,全世界都存在这个问题。对此,我的想法是,城市建筑的功能要复合,不要这栋是办公楼,那栋是住宅楼,要打破这种界限。在德国有这样的规定,市中心的商业街区内,要保证有28%的住宅面积。复合使用城市的土地,可以降低城市的交通流量。比如,我们现在市中心都是商务楼,上班的人住在很远的地方,这样交通压力就很大。为什么不学习德国的做法,把28%的商务面积改为住宅空间呢?这样,商务楼、住宅楼功能复合,老人、青年、孩子在一起活动,不就有了人气吗?
 
  中医的智慧可以运用到城市规划中来
 
  记者:在您看来,一座好的城市是什么样的?
 
  吴志强:第一,要有特色。好的城市一定是有特色的,不是一个复制品。第二,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城市要有自己的文化和故事。有的城市很新,到处是鲜亮的房子,到处是现代化的高楼,但没有故事就没有内涵。第三,要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方便,感到有活力。城市要有活力,就要有创新文化,让每个人在其中都能爆发自己的潜能。
 
  记者:对于未来城市的规划和治理,您有哪些建议?
 
  吴志强:一方面,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多智慧,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比如,我认为中医的智慧就可以运用到城市规划中来。受《本草纲目》中尝遍百药故事的启发,我在做青岛园艺博览会规划的时候,配置了不同的植物作为“药方”,来针对性地治理不同的污染。其中有针对空气污染的,有针对水污染的,也有针对土壤污染的。我一共整理了300多种植物,配了10个“方子”,分别可以治理不同的“城市病”。我给这种方法起了一个名字,叫“本草纲目2.0”,运用的是中华医药的智慧。
 
  另一方面,今天城市规划进入了一个大数据时代。传统的城市规划只是设计空间和形态,但在空间和形态背后有着流动的生命。过去,我们看不见这些生命的流动状态,比如,我们只是看见城市里的桥、路,但看不见上面走过多少人。但今天,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看见所有人流的轨迹。当这些人流轨迹显现的时候,城市设计的合理与否便得以验证。所谓的智慧城市就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通过数据串联起来,最终形成三者合一的效果。这样,我们的城市设计和规划才能变得更加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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